年君士坦丁堡的陷落，方告终结。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贸易线路之一，丝绸之路的相关史实，是一扇开启当年那些无比重要之时代的秘门，既通向繁荣的岁月，也通往衰败的时代。

  在中国人建立起丝绸之路的好几个世纪以前，波斯人就已经开辟出了一条通往地中海的贸易商路。公元前5世纪，波斯帝国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君主大流士一世下令修建一条贯通全国的“御道”。这条御道，以苏萨为起点，一直延伸到帝国的西域边陲撒狄为止。这条御道的出现，使得帝国内的远途贸易与交流，以一种前所未有、无人能够预料的方式开展起来。后来，早期的罗马人改进了这条商路的基础设施，它的部分遗迹仍留存至今。

  那些在御道上投送信件的波斯信使们工作效率非常之高，能够骑着马在七天内奔走将近1700英里。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历史》中纪念波斯的骑手们，写道：

  “这世上再没什么东西比波斯的信使更为矫健。纵使是漫天飞雪、暴雨滂沱、炎炎酷暑，还是沉沉夜幕，都无法阻碍信使们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其所指定的任务。”

  这句名言的译本被镌刻在纽约市的詹姆斯·A·法利邮政局内，并且一直以来都被视为美国邮政服务的非官方信条。

  人们一致认为，中国与希腊之间的初次接触大约是在公元前200年，即汉朝初年。事实上，在征服了波斯帝国、打败了其君主大流士三世后，亚历山大在新建的亚历山大里亚城遗置了许多他麾下的伤兵。这些人的后代与当地人相婚配，这种“巴克特里亚”文化同时又向东蔓延，一直影响到赛里斯国的边陲。而希腊人口中所称的赛里斯国，就是今天的中国。

  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科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即未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王牌飞行员曼弗雷德·冯·李希霍芬的叔叔，将他在中国生活的十年间所探寻到的地理发现，编纂成了一份三卷的地图集。在那本地图集中，他创设出了“丝绸之路”这一术语。从此，这条古商道才有了一个确定的名称。

  在喜马拉雅山脉正西部地区，除了巴克特里亚帝国以外，还有一个国家在此独霸一方，那就是中国人所称的“大宛”国，希腊人通常称其为“爱奥尼亚”，“大宛”这一国名有很大的可能性就来自于它的意译。在公元前150年左右，大宛国与中国就有了接触。勇猛剽悍的大宛战马，很快就令中国人深深折服。汉朝人设立了一个“良马育种计划”，帮他们抵御游牧民族的侵略。由此，蓬勃向上的贸易关系开始建立起来——这正是丝绸之路的萌芽。

  中国万里长城中一部分的修建，是为促进丝绸之路沿线的货物进、出口贸易的发展，保护其不受掠夺者的侵扰。西行的商队一旦远离天都皇城，踏入戈壁滩中，就极 易受到游牧民族的侵袭，陷入危险的境地。而沿着丝绸之路北线区域、随建有堡垒和高塔的一段长城，保卫着这些商队，不受欧亚草原游牧民族的武装侵略，譬如时常来犯我境的匈奴，意即后来的“匈人”的先祖。

  中国丝绸一进入罗马人的视野，立刻就风靡了整个贵族阶层。罗马、埃及、希腊和黎凡特地区对丝绸的需求欲望一下子高涨，使得汉朝政府通过大量出口丝绸，几乎在极短的时间内获得了大量的钱币与贵重品，赚得盆满钵满。马克·安东尼和克利奥帕特拉七世都非常迷恋中国丝绸。后来，罗马帝国的首任君主“奥古斯都”屋大维利用了他们的这一偏好，在战争中击败了他们。保守的罗马人也一直谴责丝绸是堕落颓废、道德沦丧、缺乏阳刚之气的代表。

  但是，不管怎么说，昂贵的丝绸一直不断地输入罗马境内，而黄金与贵重品则不断地输出国外。直到西罗马帝国覆灭，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偏安一隅，决定开展一些产业情报刺探活动，才使得这一贸易局面有所改变。

  由于数个世纪以来丝绸一直都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因此中国人竭尽全力地保守丝绸制造的商业机密。大约公元60年，西方人已然知道，“丝”并不是种植某种中国树木所得的产物，而是由一种蠕虫所吐出来的。当这一点慢慢的变成为众所周知的常识后，中国人则继续保守着缫丝的工艺秘诀。

  拜占庭帝国的君主查士丁尼大帝厌倦了向中国支付高额的价款来购买丝绸，因此，他派遣了两名使者，假扮成僧侣前往中国，盗取能够产丝的蚕，并偷运回西方蓄养。很快，丝绸工厂在黎巴嫩和叙利亚相继建立，这一商业欺诈行为打破了中国的丝绸供应垄断地位，奠定了拜占庭帝国经济体系建设的基础。

  尽管丝绸之路使得东西方之间的贸易与文化交流成为可能，它也为疾病的蔓延提供了传播的渠道。其中，最糟糕的或许就当数“鼠疫”，亦即“黑死病”的传播了。鼠疫杆菌能够寄宿于老鼠和跳蚤身上，搭乘骆驼客商的队伍，与其同行。因此，每当鼠疫爆发时，它总能迅速地传播开去。其中一场鼠疫大爆发或许就要数公元541年发生的“查士丁尼瘟疫”了。这场鼠疫使得拜占庭帝国元气大伤，令君士坦丁堡的人口急剧下降。

  另外一场大规模的鼠疫爆发，发生于14世纪的中期，其危害性甚至比541年发生的那场更为严重。这一次，它有可能又是经由丝绸之路，从遥远的蒙古草原传播而来。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此后，丝绸之路历经五代十国，为诸地方割据势力所控制，重要性不断下降。13世纪，当蒙古人征服了中国大部地区以后，他们重新建立起丝路，作为远途运输与贸易的枢纽。全盛时期，蒙古人实质上几乎控制了亚洲全境与欧洲中部地区，西起中国的河北省，东至布达佩斯。

  就这样，蒙古人治下的领域经历了一段相对和平与繁荣的时期，身处帝国内不同方位的人们能贸易交往、互通有无。骆驼商队满载着中国丝绸、胡椒、生姜、肉桂与 肉豆蔻来到西方，也会在中途将来自印度的平纹布、棉花、宝石、武器、各色地毯与来自伊朗的皮革制品转卖给西方。相应的，欧洲人也会将白银、上等布料、马 匹、亚麻织品与其他货物运入近东或远东地区。

  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思想从丝绸之路的两端交相流淌。罗马天主教布道团在印度和中国建立，《圣经》被翻译为蒙语。在“蒙古和平”时期，汇票、银行储蓄、保险这些新鲜的词汇被引入欧洲，的数学与科学、中国的造纸术，也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蒙古的邮政系统（驿站，the yam）与法典（《扎撒大典》（the yassa）也随着丝路传播开去，发扬光大，为东方与西方将来的使用提供了可循的先例。